你可能没把香蕉当回事儿。在英国，人们吃的每四个水果中就有一个是香蕉，且人均每年吃10公斤香蕉；在美国，人均每年吃12公斤香蕉，或多达100只香蕉。

　　我问人们香蕉长在哪儿时，大多数人似乎认为香蕉长在树上。但不论是字面意义还是比喻意义，香蕉并不长在树上。其实，它们正濒临“灭绝”。

　　实际上，香蕉属于芭蕉科植物，是一种大型的草本植物，所以香蕉虽然长得像大树一样高大挺拔，但它不是真正的树。

　　2011年我到哥斯达黎加时，对香蕉几乎一无所知。那时我作为密歇根大学的一名年轻科学家，用奖学金出国留学，幻想着捕获并鉴定原始热带雨林溪流中的热带鱼。

　　但是，招收我的研究所将我们带到了一个香蕉种植园。从我踏上那片细密的黑色粘土地，抬头看到无边的绿色树冠时，我对热带鱼的幻想就没了。我被那些长在大型高耸草本植物上的水果深深吸引住了，它们成千上万排成一列一列。

　　香蕉是已知最古老的栽培植物之一，在美国，最早是由参与牙买加早期种植园工作的一些企业家于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种植。

　　这种新兴水果样子奇特，原本带有种子，只有非常特定的热带气候下才会生长。由于成熟期短，这种水果并非可靠；海上的风浪或火车晚点带来的结果是：早期的香蕉推销员打开装运箱时，看到的往往是满箱腐烂的、卖不出去的水果。

　　但随着运输途径的改进和冷藏手段的改善，缩短了把香蕉投入市场的时间。机智的是，杂货店将香蕉作为主打商品，它们越来越受欢迎，成为一种全家人都吃的水果。

　　然而，20世纪初人们吃的香蕉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香蕉。有数百品种香蕉可食用，但为了标准化生产，香蕉公司选择种植一个单一的品种：格罗斯·米歇尔——一种大个头，味道浓又好吃的香蕉。

　　20世纪50年代开始，格罗斯·米歇尔才大量涌现。但随后，一种名为枯萎病或巴拿马病的真菌迅速感染了整个种植园，造成全球香蕉贸易崩溃。

　　该行业很快发现了另一替代品种，能不受巴拿马病的感染，名为板烟香蕉。尽管这些新品种满足了西方人对香蕉不断增加的胃口，板烟香蕉也承受了和格罗斯·米歇尔相同的缺陷：单一栽培。

　　人口缺乏遗传多样性时，其成员患上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遗传突变和变异让一些个体有机会产生对害虫或疾病的免疫力。

　　对于香蕉而言，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之间不存在遗传差异。种植园香蕉是没有种子的，经由克隆生产；小香蕉植物从大香蕉植物茎部发芽，它们很快就会长得和毗连的大香蕉一样。

　　将一个水果的命运都压在单一种植上是极度危险的。

　　一些虫子或真菌的袭击只是时间的问题，并且许多专家认为，很快就会遭到病虫的袭击。亚洲、非洲和其他地区的种植园已经被一种名为热带4号种族的巴拿马新品种所彻底摧毁了。该病菌具有高度传染性。

　　今年早些时候，更多的TR4病例在澳大利亚得到确定。厄瓜多尔和哥斯达黎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香蕉出口国，是一个避开流行病的污染源。

　　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这一次没有可替代品种，没有什么香蕉品种能够符合人们的口味，具备可移植性、可以单一栽培。由于没有品种能取代它，我们所知道的香蕉从商业角度看不存在。

　　或许最可怕的是，这个问题不仅出现在香蕉上。香蕉面临着流行病，同样农业也是如此。我们专注于在同质的土地上种植食物，就好像它们是巨大的户外制造工厂一样，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尽管有很多人相信，技术的力量能帮助把食物放到我们的桌子上。但是可能过了很久我们才会开始质疑这是养活全世界人民的唯一方式。

　　这样的想法很美好，认为拥有香蕉种植园的一些大公司正在研究新系统、考虑间作、有机方法或混农林业。但他们并未这样做。促进单一种植的相同规模经济与开采劳动、环境退化和农药过量之间紧密相关。在哥斯达黎加的种植园，我经常向工人们询问他们家人的事情，几个男人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他们没有孩子。

　　后来我才发现，人们认为香蕉行业历史上使用的许多化学物质会造成男性不育（疾病和化学喷雾之间无可争辩的联系很难有统计数据证明）。我从没见过背着喷雾器背包的工人带着什么别的东西，除了一条捂在嘴上的手帕。

　　对一名消费者而言，买个香蕉可能只需几美分或几便士。但是，那种漂亮的黄色水果的全部成本从别处获得——从工人、环境还有农业未来的稳定性中提取。

　　相反，我们可能会考虑到，世界各地正在种植替代品种、生产香蕉干、香蕉泥还有香蕉醋的香蕉生产者。许多这样的小生产者正在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支付合理的工资并通过使用少量或不使用农药来保护他们的环境。

　　他们进入市场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无法与瑞士奇基塔香蕉公司和美国多尔公司等巨头竞争。如果消费者调整预期，且需要不同的香蕉产品和品种，这会促进整个行业的农业实践发展更好，创造一个更安全的食品未来。就目前情况看，是时候承认：我们并没为香蕉付足够的钱。